对那两个少年来说，整天算算术实在太过枯燥无聊，所以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并不多，一开始纯粹是好玩，后来更是只为了应付赵旉检查而已，而沈大用也从此在心算能力上拉开了两人一大段距离，这令他干劲更足，优势也逐年扩大。随着速算法越用越熟，沈大用渐渐发现自己可以在脑海中虚拟手势（注1），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计算的速度，到沈大用十八岁的时候，十三位以内的基本运算，他都能随口报出正确答案，比打算盘还要快得多。另外沈大用还有一桩意外的惊喜，他在长期刻苦地练习速算法的过程中，锻炼出了极强的情景模拟与记忆能力，这在日后对沈大用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但在那个时候，沈大用神乎其神的心算能力并没有引起赵旉的重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算得再快，也不如多找几个帐房先生管用。赵旉对沈大用他们三人的期许甚高，让他们学习速算法只是为了让他们多一项特殊技能而已，但如果花费太多时间钻进去，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说起来，要不是赵旉无意中发现速算法还有开发智力的奇效，他恐怕就要阻止沈大用继续“浪费时间”了，那么沈大用的努力很可能就会半途而废，对此赵旉现在依然庆幸不已。而因为一位特殊人才的投效，令沈大用本来略显鸡肋的神算特技一下子绽放出了眩目的光华，此人就是两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理财专家赵开
本来赵旉是让孙默拜师的，因为这个小子口风很紧，不易泄密，而且他对于数据也比较敏感。但孙默虽然平时沉默寡言，却并不喜欢枯燥无比的财务管理，学习起来明显缺乏积极性。赵旉虽然对此颇为不满，但想到自己当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报考“钱”途无量的财会专业，赵旉就没有苛求，毕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但财务工作虽然枯燥乏味，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而赵旉也不想赵开的绝学就此失传，于是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让那三个少年之中能力最差却也最勤奋好学的沈大用接替了孙默的岗位
谁知这一无心之举，却在日后收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其中固然有赵开与沈大用甚为相得，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财务知识与多年理财的经验倾囊相授的原因，沈大用的神算与超强记忆力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倒并不是因为沈大用仗着这门绝技，光靠他自己就能将王府极为冗杂的财务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沈大用的神算再怎么厉害，也最多就相当于十个擅打算盘的账房先生罢了。
可是拥有这项绝技，却使得沈大用能够很快看出账目之中存在的问题，那些惯于篡改账目以求浑水摸鱼的混蛋很快便被一个个揪了出来，再配合严刑峻法与高薪养廉这两大利器（注2），一向最容易滋生蛆虫的财政部门，清廉程度竟然逐渐高居卫王府各部门前列，而且工作效率也大大超出了赵旉的期望。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孙默执掌的内卫可以腾出更多的人手用于其他部门，尤其是对外的情报工作上，所以内卫系统的出色工作成效之中，其实也有沈大用的一份功劳。
不过，那时赵旉只以为这一切都是赵开这个财政专家的功劳，如今赵开已经致仕回乡养老去了，赵旉又迟迟不归，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沈大用依然能够将王府的财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足见他过人的才能。虽然由于运输系统紊乱的缘故，淮南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没能及时运到各地，但那就不是只管财务的沈大用的责任了。
但是，虽然沈大用得到了赵旉的肯定和赞许，但他潜意识中的那两位竞争对手却也不逊于他，掌管核心部门内卫系统的孙默就不用多说了，自小兴趣广泛而一直没有明确方向的詹会龙在这两年渐渐开始将精力集中于外交领域，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初步显露出他昔日天下第一神童的风采。
自从中日新航线开通以后，詹会龙就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完善琉球与鹿儿岛的港口设施，为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和日后增加驻军做好准备，在进一步深入了解日本之后，詹会龙已经部分认同了赵旉的观点，对日本生出几分防范之心。再说，不管怎样，有武力作为后盾总是最安全的。
第二项工作则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却更为重要，那就是在日本寻找并扶持亲宋派人士，以保护和扩大大宋特别是卫王府在日本的利益。这些日本亲宋派人士之中，固然有像平清盛这样的上层人物，但更多的则是在日本地位并不算高的商人。詹会龙这样做纯粹是觉得大宋在日本的利益以商贸为主，自然要和那些日本商人处好关系，但赵旉听完汇报后却想得更加深远。
在理解了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民的王”这一概念的论述以后，赵旉当时突然想起了前世记忆中的一段历史。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外逃之后，中国境内根本就没有类似后来“3－14”之类的民族分裂活动，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边疆地区各族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民族矛盾（如果在民众之中获得不了任何支持，光靠外来势力是闹不起来的，当然这增大也只是相对来说，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好很多。）反而增大了呢？境外分裂势力的煽动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六十年代中国与美国还是敌对关系，甚至周边各国根本就没几个跟中国关系和睦，他们获得的支持只会更多，怎么反而闹腾不起来呢？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期间，对于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的是下层路线，也即是说主要依靠那些出身于解放农奴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干部。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们既能密切联系群众，又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边疆地区自然稳如泰山。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氛围日渐宽松，很多原先在押的少数民族政治犯也得到了释放，其中的不少人还被委以重任，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注1：这段并非笔者杜撰，事实上有些学校在进行珠算特色教学时，同时有将算盘在脑中模拟，升级为脑算的内容。笔者昔日就读的小学就以这一点闻名，虽然那是我上高中以后的事了，但因为小学的校领导一时不察，给那座实验楼起了个叫作“珠脑楼”的名字，谐音令人巨寒，广播里又反复提到，想记不住也难
注2：两者缺一不可，光靠严刑峻法，只会令官府工作效率大减，而且由于生计所迫，官吏腐败还是无法避免的，典型的例子是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不过那时虽然吏治达不到朱元璋的预期，但比起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时期，总要好得多了，显然并非全无效果；而光靠高薪养廉却没有严刑峻法配合，就更加愚不可及，因为官吏没有了顾忌，必然更加为所欲为，而高薪待遇则愈发加大了他们的胃口。这样做固然可以收买知识分子，令反对者群龙无首而难以成事，却不但令只能苟延残喘的底层百姓失去对国家和朝廷的认同，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外来威胁，则常有亡国之危，例如宋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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