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在1901年去了瓷都，并且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得以跟随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物画像艺术，随后又自己学习钱慧安的绘画技艺，并且凭借着做面人时积累下来的基本功和勤奋好学的性格以及深厚的悟性，他在瓷器绘画技艺方面的造诣很快就超越了邓碧珊先生。
邓碧珊先生也是八大山人之一，是晚清秀才之一，号“铁肩子”，早期以给人画肖像画为生，后来尝试着在瓷板上做肖像画，成为了瓷板肖像画的开创者，并且受西洋画风影响比较重，画风相对包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画家和瓷板画艺术家。
然而王琦就是在短短的十年间内就超越了邓碧珊先生，成为赣州一带最有名气的瓷板画家之一，后来接触到扬州八怪的黄慎，喜欢上了黄慎的画风，好学的王琦开始模仿、学习黄慎，并且很快有了黄慎的风范。后来更是吸收了西洋画法，将西洋画法中的阴阳明暗理论融入他的技艺之中，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
又因为王琦做过面人，面人虽然是小技巧，但也是雕塑中的一类，说成是面塑也不无不可，所以王琦的作品往往有着很强的立体感，看起来就像在看雕塑一般，往往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当然，王琦的水平也不能说是就是宗师级的存在了，相反王琦跟那些宗师级的画家比起来还是差了点意思，尤其是他的个人风格中带着黄慎的味道，猛地一看就像一个小黄慎，这可不是宗师级画家的水平。
跟王琦比起来，珠山八友中另外一位王姓大师的风格就要独特的多了，虽然也师从许多画家，但却可以算是自成一派，这个人就是王大凡。王大凡从小就在姐姐的红店里学习画陶瓷古彩，而当时的瓷绘名家汪晓棠也在那家红店里画瓷谋生，所以王大凡可以说是从小就跟着汪晓棠在学习瓷绘，因此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根基。
后来王大凡的作品被选中参加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并且获得了金质奖章，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瓷绘大师。
除了王琦和王大凡外，汪野亭、邓碧珊、刘雨岑的作品也都有着浓烈的个人风格，如果能把握住这些风格特色，想要鉴定出八大山人的作品，基本上没什么难度。
徐景行在周俊明家端详这些双面瓷板画屏芯时就有这样的猜测，此时认真研究，更加确定自己想法。
这四件双面绘瓷板屏芯都是粉彩瓷板画，画的是“梅兰竹菊兽鸟人鱼”八种题材，梅兰竹菊四君子不用多讲，这个题材用的快烂大街了；而兽鸟人鱼中的兽是两只小猫，鸟则是喜鹊，人则是一群仕女，鱼则是一缸鲤鱼。
徐景行认真观察过，画梅的应该是刘雨岑，画兰的则是程甫，画竹子的是毕伯涛，画菊花的是何许人，画猫的是
汪野亭，画喜鹊的是王琦，画仕女的肯定是王大凡，画鲤鱼的则不出意外的是邓碧珊。
这把个人的特色太鲜明了，尤其是王大凡的人物和邓碧珊的鱼虫，还有王琦的喜鹊，他们三个人的特色最好辨认。
之前就说过，王琦的风格跟黄慎非常相似，一笔一划中带着浓浓的黄慎风格，对黄慎比较熟悉的人一看这画就知道这是王琦画的，因为除了王琦，还真没几个人能学会黄慎的风格。
而王大凡的人物画像一直是最出色的，尤其擅长“文人画”，也就是那种兼具意趣美、形式美、意境美的创作风格，他笔下的人物非常生动，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又或者是历史人物，画出来以后的动作神态等形象无一不透露着一种活血或肉的感觉，会让人下意识的认为这些画中的小人就是活生生的人物。
这种特色很难模仿，因为这需要真正的内涵和底蕴，不光需要高超的画工，更需要对历史、人文等文化方面的深刻认知，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能符合历史，或者符合人们的认知，使得观众在欣赏这些画作时会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而这种特色也是徐景行本人最喜欢的，而且他走的也是这条路，只是他比较少画人物画，所以很难将这种风格完全的展现出来。
不过也正因如此，他可以肯定这瓷板画中的仕女就是王大凡的手笔。
至于邓碧珊的鲤鱼，那就更不用讲了，邓碧珊就是专工虫鱼的，虽然画风有点单一，但水平却是毋庸置疑的，特色也非常鲜明。而且邓碧珊的书法水平非常高，在珠山八友中是妥妥的书法第一人，他擅长写行书，喜欢以中锋运笔，写出来的行体字笔势苍郁，遒劲有力，观赏性非常的强。
所以看到那两条生动的大鲤鱼，再看到旁边那一行用行书写的小诗时，徐景行立刻认定，这就是邓碧珊的作品。
四件双面绘瓷板画，总共八幅图，其中三幅的创作者被他辨认出来，其他的不用猜也知道了，何况风格还那么相近。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一套屏风就是珠山八友制作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留下自己的款识。
就这一套屏风的艺术含量，如果带着款识的话，卖到七位数那是轻松松的事情，碰到识货的买家就算翻个倍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也就是徐景行没钱，如果他是个有钱人，碰到这样一套屏风，在五百万以下都乐意买下来。
也就是说，他从周俊明哪儿搞来了一件价值数百万之多的极品屏风，虽然现在还没有人会给他出那么高的价格，但古董这东西只要碰到识货人就不怕卖不出去，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