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来的两个本子是两本新写出来的讲义，是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和《纯粹经济学要义》的讲义。我无法想象安迪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两本大部头经济类著作的讲稿的，这需要相当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因为在我看来，这两本讲义写的依旧要比原著更合我心意。
量身定制，我敢说这世上绝不会有第二个学生比我更为荣幸。
我实在不忍心像对待我自己打印出来的讲稿一样随随便便就撕了他们，因为那里面为我而书写的字句，就像在一个穿着不合脚劣质硬皮鞋的人面前拿出了一双耐克运动鞋一样充满诱惑力。如果说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这两本讲义着实是美到近乎犯规。
于是我只能重新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收下这份讲义的理由。我想我一定思考了很久，因为口袋里的大半包劣质香烟都在这晚成了地上的烟灰，熏的那只叫杰克的渡鸦整晚都缩在屋子那头离我最远的角落低声咒骂。直到老布将我从椅子里叫醒，直到抽烟过量的胃痛和恶心漫上喉头，阳光才再次爬上我的眉骨。
好在今天不是我值班，于是睡意伴着些许昏暗和暖融融的晨光将我包裹。等再醒来时安迪已经坐在图书馆里的另一张凳子上，手上翻看着一本精装的，但看着极其古老，以至于纸张早已微微泛黄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什么时候了？”
他抬起头，合上书本，发出闷闷的一声响：“刚刚中午。”
“你什么时候来的？”
“有一回儿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前。”
我想了想，伸手去摸自己的唇角：“我没有打鼾或者流口水吧？”
“没有。”他回答：“你睡得很老实。”
我们就这样相对着沉默下来，我一时之间找不着话，毕竟如果是那些狱警同事，在刚才那句询问后他们是一定会接下去的。比方说“当然没有，我只听见刚才屋里响起了雷鸣”，或者“是啊，你的口水已经淹了整个监狱，犯人们正在你的口水里游泳，典狱长现在一定在想办法扣你的工资”之类的话，总之不会让气氛如此的冷清。
尴尬于空气里清晰的流动，我在沉默中率先开口：“抱歉。”
安迪似乎有点儿意外，那些惊讶清晰的漂浮在他的脸上，以至于让我这个门外汉都看得出来。鉴于昨晚的烟浓到熏白了整间屋子，图书馆不得不门窗大敞着放风，老布一早就将杰克带走了，于是我失去了自然而然扭转视线躲避尴尬的余地，只能像个小孩子一样被迫一板一眼的道歉：“我……可能……嗯……”
昨晚混乱的思绪再一次爆发开来，只有时间线被整理的清清楚楚。如果在安迪的视角，那么就是在突然而然的一天，他的学生像是脑袋被雷神忽然来了一锤子，不明不白的躲着他走，甚至于摆出一副要放弃学习的样子减少了去图书馆的次数。
但安迪是个好老师，他还是不舍得放弃他看上去已经无可救药的学生莱斯利，于是教授哄学生这种只有在《心灵捕手》里，在威尔那样的数学天才身上发生的戏码就这样降临在了我身上。
说出去可能没人会相信，在我七岁的时候，我曾经因为小学老师的过于严厉和令那时的我所无法理解的，过于明显的偏信而试图去折一只千纸鹤讨好。七岁的我翻遍了自己的书包都没有找到一张洁白的可以用来做礼物的A4纸，于是只能靠答应同班同学帮他记一周作业换来一张鹅黄色的彩纸，用我最好的，最认真的状态去折了一只小纸鹤悄悄放在那个烫着小卷发，矮个子，脸上有一颗淡褐色痦子的中年女人办公桌上。
那只小纸鹤的最后归宿是垃圾桶，因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那样的礼物实在是太过于轻飘飘和无意义了。而时光斗转，十三年后我的经济学老师亲手刻了一个摆件送给我，只为了取得一个理解我突然而然的态度变化的谈话机会。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拒绝了那个雕塑，甚至还直截了当的告诉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无法庇护你了。”
听上去是不是荒谬的像是现代某些掉河问题？无理取闹四个字几乎可以板上钉钉。我在又一阵的沉默后闭上眼睛，心一横，将长篇大论的措辞改成了最简单的话：“我会继续学习的。”
寂静，长久的寂静，死一样的沉寂令我战战兢兢的睁开眼睛，然后看到了安迪脸色的变化——仅在我睁开眼睛之后，这种变化就历经了惊讶，荒谬，深感好笑和些微愤怒这四个阶段，最终那些情绪归结于一个略有无奈的表情。
烟味已经被窗外的风吹的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野草的清香气混杂着油墨的淡香，蓬勃的生命力从窗口涌入，不曾被铁栅栏阻隔半点。
“莱斯利，”很久之后，又或者只是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今年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