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武四大案，上辈子陈景恪详细的了解过。
他个人认为，除了空印案是老朱太敏感之外，另外三起案子都没啥大毛病。
蓝玉案虽然牵连有点广，但他本人行事嚣张跋扈，做的事情也犯忌讳，被杀也不算冤枉。
胡惟庸案就更没问题了。
他有没有造反不重要，打击异己壮大淮西派，试图架空皇帝，换成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必死的。
至于郭桓案，陈景恪认为是四大案里最不应该有争议的。
六部自侍郎以下全部涉案，涉及十二个布政司，侵吞官粮几千万石。
征收的苛捐杂税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被逼着卖儿卖女的百姓不知道有多少。
这样的贪官污吏杀多少都不为过。
至于那些被株连的地方大户，很多人为他们喊冤。
说他们是被逼着替贪官填补亏空，也是受害者，为何要将他们也一起打击了。
但陈景恪认为，他们之中或许有被冤枉的，但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
很简单的道理，洪武朝是鼓励百姓告御状的，到皇宫门口一跪就能直接见到皇帝。
真被威胁了，大可以进京告御状。
别说没有那个能力，普通百姓没能力，士绅大户也没能力吗？
而且有几个大户是靠努力富起来的？
二十一世纪，靠勤劳致富尚且都是笑话，更何况是古代那种社会。
还有就是，那些官吏敢无条件逼迫那么多大户，帮他们出钱粮吗？
他们就不怕有人进京告御状？
大概率也是钱权交易，你帮我填亏空，我当你的保护伞。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十二个布政司的‘受害’富户，没有一个进京告御状的。
不是不敢，也不是没能力，而是这本身就是一场钱权交易。
而且站在皇帝的角度，打击地方豪强本身就是政治需要，刚好这些人又给了机会。
所以陈景恪认为，郭桓案是洪武四大案里，最不应该有争议的一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