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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溯起来，真正让蒋zs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应当是红军的几次反“围剿”的战役。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便曾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认真研究应敌方略。
特别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但却屡战屡败，损失惨。，国民党内部研究游击战术的风气便日炽一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纵谈游击战的妙法，从而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理论研究。
这其中，新桂系编撰《焦土丛刊》，蒋百里著有《新式游击战术纲要》，冯玉祥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黄绍竑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甚至连文人政客也纷纷对游击战品头论足。
而早在1938年四月，蒋zs和军委会就意识到日益扩增的沦陷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沦陷区作了如下全方位的战略指导：“在失陷地区除对敌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不妥协外，同时展开广大游击战，使侵入敌军只能占点占线，不能利用其军事威力发生政治势力而占有其面积，且使敌军对其所占点线之周围在军事上发生严重顾虑，不能长驱直入，以摧毁其战略上之企图。”
于是，就在国府迫切地需要一本规范游击战的战术方法、指导国民党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时，军统方面送来了经过处理的杨天风的《波亚战术精义》。不，新书的名字叫《游击战纲要手册》。
不得不说，戴l是最善于揣摸蒋zs心理的人。虽然书中大部采用了杨天风的著述，但却经过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变得很不一样起来。
首先，书的开头将游击战术的运用提早到了民国之前，将国父孙先生领导的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等无数次军事斗争，赋予了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并称孙先生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
然后书中又写到了蒋委员长在1933年强调的“剿匪”的战略战术，即“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嗯，嗯，蒋委员长的这一“研究成果”已经汇编成《剿匪手本》，大量发行，杨天风只不过是借题再发挥而已。
当然，书中光有这两大巨头的高瞻远瞩还不够，又将蒋百里、李宗仁、冯玉祥等国府高官名将关于游击战术的文章统统编上，终于洋洋洒洒形成了现在这本《游击战纲要手册》。至于杨天风嘛，在书中列名的作者当中排名最末，也算是聊有安慰了。
不管怎么说，杨天风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他也并不是那么注意自己的名声，只要中国人能够的抗战中多杀死几个鬼子，他从心理上感到爽就行了，反正他已经而且正在积攒着自己的财产。
但现在，蒋委员长确实开始关注这个素未谋面的杨天风。嗯嗯，同是在日本学习过的，蒋委员长可是一直声称自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多少对杨姓小弟有些亲切感。
奔袭百里，生俘日军高级将领，光复两座县城，还能写出这样不错的能够指导国x军游击战争的书，确实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虽然国共同在抗战，但培养自己的抗战英雄和抗战队伍，无论从风光上，还是从实力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委员长，人都到齐了。”侍从官再次走进来，打断了蒋委员长的思考。
蒋zs点了点头，站起身，拿起桌上的《游击战纲要》，缓缓走了出去。
衡山军事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中g的周el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也会参加了会议。
蒋zs和将领们事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认为：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
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也就是说，随着正面战场的相对平静，国府将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而加以重视，而《游击战纲要》将作为指导国民党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的教材，为游击战的实施提供可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