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八日，日军派遣密使拜访北平军阀宋哲元，再次提出由他领头主导“华北特殊化”运动，并且许诺以高官厚禄和大片“独立防区”——即私人地盘，但依然遭到宋哲元的婉言拒绝。
同日，由于得到了数艘先进炮艇的支援。国民党太湖分舰队被红军歼灭，红十军团对湖州发起攻击。
一月二十九日，日军先遣队进入徐州，国民党驻军一个师在南京国防部“不准抵抗”的命令下，放弃城防工事不战而逃，而当地政府则在汉奸的劝诱下。打出了“中日亲善”的旗号，与日寇展开密切合作。
至此，徐州这座中国华东地区的铁路枢纽被日军控制，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陷入瘫痪和瓦解状态。
同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发表抗日宣言，声称绝不与汪精卫一干祸国汉奸同流合污。而山东的韩复渠发现自己正处于南北两股日军的夹击之下，不敢反应过于激烈。只是命令军队加强戒备，随时准备应战。
一月三十日，日军第五、第六师团和一部分海军陆战队乘船抵达连云港，开始登陆和卸货。
同日，英国和美国终于对中日冲突问题发表了外交声明，首先称赞了日本“协助邻国清剿赤色分子，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举”，但随后又谴责日军未经国际协调磋商。就在中国“擅自行动”，违反了之前的一系列协议和共识，也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要求日军立即停止一切在华行动，等待国际协商。
对此，日本外交部淡淡地表示“遗憾”，日本军部则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未加理会。
而欧美的对日谴责也仅限于口头。纯属虚应故事，不要说军事制裁，就连贸易封锁都不曾有。
坐困南昌的蒋介石却欣喜若狂，视之为救命稻草。但即使有了这一剂强心针。他依然不敢号召全国发起抗日，只是不断向香港方面请求更多的贷款和财政援助，最后总算是勉强获得了区区一百五十万港元。
此时，由于何应钦的摇摆和汪精卫的背叛，蒋介石对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基本失控，开始考虑另立中央。
一月三十一日，“天津军之暴走”开始——鉴于北平的宋哲元一直油盐不进，死活不肯彻底卖身投靠日本，又看着同僚们在南边的江苏省建功立业、屡战屡胜，“天津军”的日本参谋军官们不由得大为眼红，索性又一次发扬了“下克上”传统，背着上司田代皖一郎中将，违反东京军部的命令，在天津挑起军事冲突。
于是，被逼到绝路的宋哲元，被迫在北平司令部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起兵应战，华北抗战就此爆发。
同日，英国远东舰队从新加坡锚地横跨南中国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先期抵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会师。次日，以越南为基地的法国远东舰队也抵达了马尼拉，从而正式组成三国联合干涉军。
二月一日，英国、法国和美国再次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军停止一切在华行动，等待国际协商。
鉴于这一局势突变，也是摄于三国联合舰队的强大实力，日本联合舰队不得不放弃了对宁波和舟山的登陆作战计划，转而以保卫本土优先，掉头南下台湾海峡，准备与马尼拉的三国联合舰队展开对峙。
得知“天津军”贸然挑起华北战事，从一开始就在努力集中兵力，尽量避免同时搞出两个战场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顿时不由得大为恼怒，随即连夜制订“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要求华北前线火速停战。
二月二日，宋哲元在南苑和通州击退了日军的几次试探性攻击，自认为已经稳住了局势，暂时粉碎了日军的野心，便在北平得意洋洋地展示战利品，并且发表演说：“……我军前线官兵，当此大敌当前，一发千钧的刹那间，自然而然的把我们数十年来所谓的‘匹夫不可夺其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战而亡不愿束手以待毙’的军人决心尽量发挥……倭寇只凭其横暴，欲征服我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的……请看这几日来的前线战况，我们就可以有自信了。”
在现场听演讲的北平各所高校学生顿时欢呼雀跃，齐声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
对此，阎锡山在山西发出贺电，并表示声援。但晋军并无实际出兵行动，只是在分割河北与山西两省的太行山各处隘口抢修工事、增兵布防，同时资助宋哲元五万元军费，可惜直至北平失陷也没把款子送到。
二月三日，为了避免擦枪走火，日本外交特使乘坐一架水上飞机赶到马尼拉。与英法美三国特使举行紧急外交会议，就当前中国事态进行磋商，再次提议组建国际干涉团体，接管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利——这个过于冒进并且暗藏祸心的建议自然是被否决了，但欧美列强同样也没有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战的念头。
于是，在一番互相指责和逐步磨合之后，马尼拉会议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同日。结束了遵义会议的中央红军在击溃了北方的川军之后，为筹集粮饷掉头南进，进逼贵阳城下，黔军的大烟鬼“双枪兵”一触即溃，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处求援无果，不得不仓皇出逃。
另外，驻守湘西的薛岳所部中央军再次因欠饷而哗变，并且又与何健的湘军发生了冲突。暂时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贵州的中央红军和湘西的红军贺龙部顿时感到压力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