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王五的公司本身就有承包该项工程的资格，张三作为经办此事的领导也有向研究决定的领导建议的权力。”
第一场的辩论在黄一曦发言后，几乎是一边倒的趋势，但也没有象众人想像的没什么看头，尽管到了最后，正方的自由发言人几乎把自己摆放在了公诉人的位置上，气势咄咄逼人，而且引经据典、援用法条。
不过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崭新的观点，只不过是把正方的意见做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归纳和总结。
但众人心里都明白，正方这个漂亮的结尾没有办法挽回他们的颓势，除非商洛宇这个自由发言人和一辩那样犯蠢，而商洛宇会吗？从他前面的发言大家都发现，不太可能。
果然商洛宇不负众望，他最后的陈词中，针对对方一辩说的十九大报告加入自己的总结陈词中，“综上所述，张三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既没有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故意，也没有收受他们财物的客观行为，更没有与李四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因此，我方认为，不论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角度分析，还是从共同犯罪的要件来看，张三均不构成受贿罪。
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诚然，案件是社会的焦点案件，反腐问题关系到民生、关系到国之根本，我方同样对也是深恶痛绝。
然而，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对张三行为的定性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法律的客观性，保持头脑的清醒性。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并非今天非罪，明天重罪，一名法律人，查明和确认案件的事实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归结过程，而是准确认定一个在法律规定与犯罪事实的过程，否则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偏离了立法的本意，不能够正确地认定罪名。